为了不能的忘却：台儿庄的雨与信
—金融行业分会台儿庄红色游后记
吴 强
按照齐鲁工业大学校友会金融分会的既定计划，八月30到31号组织部分校友参观台儿庄。我们抵达台儿庄的时候，时过正午，风里已带着一股湿意，黏稠稠地贴在皮肤上。与枣庄当地的校友会合，一顿午饭吃得热闹，谈笑间都是些别后的琐事。然而那份热闹，仿佛是浮在水面上的一层油花，底下沉着的，却是某种心照不宣的静默。我们都知道，饭后要去的地方，容不得太多的轻快。
午饭后，运河支队研究会的两位向导先安排参观115师运河支队的抗战历史。三点多当我们一行人驱车赶到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那宏阔而肃穆的广场前时，云层开始漫卷，风里开始夹带了雨星，凉飕飕的。纪念馆本身是静默的，一种巨石般的、承载着千钧重量的静默。一走进去，外面的风声便霎时被隔绝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庞大、更窒息的静——那是无数凝固在时光里的呐喊与沉默。
我们随着人流，看那些早已泛黄的照片，看那些生着暗锈的枪炮，看沙盘上复原的残垣断壁。历史在这里，被分解成一件件实物，一行行冰冷的数字。然而，总有一些东西，能穿透这玻璃的展柜与纸墨的隔阂，直直地刺到心里来。
是一张照片。那个叫卡帕的美国摄影记者拍的。画面上是一个中国的士兵，年轻得几乎还是个孩子，端着枪，正猫着腰冲过一座残破的小桥。照片是动态的，模糊的，充满了卡帕一贯的“失焦”的风格。可正是这种模糊，让那瞬间的生死搏杀，有了一种惊心动魄的真实感。它不像一件文物，它更像一个从七十七年前的血火中直接跳出来的、仍在喘息着的瞬间。
接着，是一封信。飞行员何信，在奔赴一场有死无生的空战前，写给他幼子“球球”的。信纸是仿制的，字迹却力求还原，那笔迹清秀而从容，絮絮叨叨地嘱咐着孩子要听话，要孝顺母亲。信里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个年轻的父亲，在明知即将与这一切永诀时，那割舍不下的、最寻常也最锥心的柔情。我站在那展柜前，许久挪不动步子。那五万歼敌一万一的辉煌战果，是史书上冷硬的数字；而这一封信，却是一个具体的人，他那温热未散的生命。
面对着那面写满烈士姓名的功勋墙，正怔忡间，听到旁边有打破导游解说的声音。侧目看去，是两位衣着朴素的老年人，正跟导游交涉，他们手里拿着一本云南的县志，指着其中的一个名字，他们是从云南远道而来，家族里一位长辈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并捐躯于这片英雄之地。他们今天是来寻访他们的亲人。他们用手，极轻极轻地抚摸着那本县志上的一个名字，仿佛怕惊扰了长眠七十多年的梦。那一刻，历史的洪流退去了，留下的，只是一个家庭跨越时空的、迟来的团聚与确认。
“牺牲五万民众歼敌一万一千多，中国正面战场的首场大捷。”讲解员的声音平静而有力。这胜利，是以怎样的代价换来的？是把血肉之躯填入火线，是用一个个“何信”、一个个墙上那冰冷的名字，去一寸一寸地磨钝了日寇的锋芒。正是这惨烈的牺牲，让这个小小的、原本在地图上并不起眼的“台儿庄”三个字，从此名垂千古。它打破了那个“不可战胜”的神话，如一道闪电，在民族最晦暗的夜空中，撕开了一条血色的、希望的口子。
从纪念馆出来时，风雨正骤。豆大的雨点砸在广场的地面上，溅起一片白茫茫的水汽。我们一群人站在场馆正前方的一个带塑料遮阳的摊位前候车，风呼啸着，卷着雨丝，扑打在脸上，冰冷刺骨。这风雨，像是在呜咽，又像是在咆哮，为那无数长眠于此的英魂。这风雨，不正是历史的诉说么？它告诉我们，有些事，不容忘却。这，或许就是我们为何要设立那个庄严的英烈纪念日的初衷——不是为了咀嚼仇恨，而是为了记住牺牲，记住来路，让那风雨中的诉说，能一代代地传下去。
这记忆的传承，在今日的世界，却并非理所当然。就在不久前，九月三日的阅兵，那铿锵的步伐、雄壮的阵列，犹在眼前，让我们这些后人荡气回肠，深感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尊严。然而，几乎与此同时，隔海相望，总有一些势力，花费重金，处心积虑地想要歪曲、涂抹这段历史。这风雨，又何尝不是一种警醒？它提醒我们，遗忘，有时就是最大的背叛。
雨没有停歇的意思。我们一行人默然上车，离开了这片被血与火、也被雨与泪浸泡过的土地。台儿庄渐渐在车窗外模糊，但有些东西，却在我心里无比清晰地刻了下来——那卡帕镜头里的动感模糊，那封写给“球球”的信的清晰笔迹，以及，那从云南来的后人，抚摸县志一个冰冷名字时，那温热颤抖的手指。
这一切，都远比风雨，更加沉重。
跋：跟随金融校友会参加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已经在潜移默化为一种习惯。校友中，有熟悉的师长和同学，有的是陌生的校友。但仅仅是校友两个字，瞬间就融化了心中的隔阂，这就是同宗校友的魅力所在。跟着老师和校友，是种很舒服的感觉和状态。在去台儿庄的路上，毕老师说，吴强，青岛活动文章写的不错，这次也要写啊！无论毕老师认真也好，玩笑也罢，对我都是一种鞭策。台儿庄回来一月有余，屡次提笔都前功尽弃。工作中的琐事，导致心情一直没有沉淀到位，直到9.3阅兵，到9.30烈士纪念日。去为英雄纪念碑献花的时候，台儿庄的点滴，瞬间灌满我的脑海。提笔写作，一气呵成了两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