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敦和基金会联合主办，南都公益基金会支持的“公益与商业关系国际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先生发表主题为《义利之辩》的主旨发言。
在发言中，康晓光先生针对当下中国公益与商业关系中的“一种不健康的方向”，即“公益商业化、政商合流阉割公益”，探讨其背后的理念与行动逻辑，探求解决方案。
他明确提出，健康的公益与商业融合不是不分主从的，而应该是公益为主，商业为从，也就是“公益应当引领商业”。然而，他也不避讳，在现实之中，公益的处境极为尴尬，“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一个超越新自由主义公益范式的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
全文6192字，阅读约需10分钟；经康晓光先生同意发表。
义利之辨
“公益与商业关系国际研讨会”主旨发言
（2018年10月22日 北京）
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
问 题
改革开放时代，市场势力摧毁了此前的公益模式，建立了全新的公益模式。该模式以市场为基础，承认私有制和市场的正当性，承认基于市场的初次分配的正当性，正视初次分配不平等并主张用温和的方式缓解不平等，肯定出于自愿的再分配（公益事业），政府通过税收政策鼓励公益事业，社会通过道德和舆论激励公益行为。
对于公益而言，政治和经济，既是积极的力量，又是消极的力量；既可以支持、推动公益，又可以打压、扭曲公益。市场化，市场的建立与深化，为现代公益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资源，做出了不容忽视的、历史性的贡献。政府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提供了一个差强人意的法律框架。
与此同时，权力和资本又企图使公益成为自己得心应手的婢女。改革开放以来，在公益发展的初期，公益组织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第二个“对手”出现了，这就是“资本”。但是，人们对资本缺乏警惕，一是由于不熟悉，二是因为存在一个熟悉的、也是更强大的“对手”。毫不夸张地说，今日中国，资本控制公益的深入和强度丝毫不亚于政府。财大气粗的资本，凭借资金优势，通过资助项目，主导公益组织的活动方向和领域；掌握媒体，控制各类论坛，整合研究与出版，获得了强大的话语权。时至今日，资本已经在中国公益领域稳定地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对于公益而言，资本和权力一样，既是天使，又是魔鬼。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当下中国的公益与商业关系，尤其是关注一种不健康的倾向——公益商业化、政商合流阉割公益，探究其背后的理念与行动逻辑，寻求解决之道。对于公益来说，这是重大的问题，也是基础性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是当下的问题，也是未来的问题，因此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政治与行政管理框架
在中国，公益与商业关系，既受公益与商业的影响，又受政治的影响，因此要探讨公益与商业关系，不能局限于公益与商业，必须将其置于政治之中。实际上，政治是塑造公益与商业关系的最重要的力量。所以，为了理解当下中国的公益与商业关系，首先要了解与公益相关的政治与行政管理框架。
首先建立并得到不断完善的是政治控制框架——“行政吸纳社会”。
在对外开放、市场经济、权威主义的条件下，一方面，政府不可能彻底根除社会自主力量，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任这些势力自由成长。
那么，政府会怎么做呢？在政府看来，社会组织具有“双重功能”，作为集体行动的组织载体，具有挑战政府权威的潜能，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又能够为政府拾遗补缺。而政府本身也具有“双重职能”，作为统治者，尤其是权威主义政体的执政者，要垄断政治权力，同时要为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
这样一来，两者之间，既存在冲突的必然性——在争夺政治权力方面，又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政府必然选择双重策略，一方面遏制社会组织的政治挑战潜能，一方面利用它的公共服务功能；表现在政策上，就是“分类控制”，不搞“一刀切”，根据社会组织的政治挑战潜能分类限制，根据它们所提供服务的性质分类扶持；其结果就是造就一批既能提供服务，又对政府没有危害的社会组织。由于这些社会组织具有“西方式非政府组织”的某些功能，所以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其西方对应物的“功能替代”。
近十年来，借鉴新公共管理，进一步完善了行政吸纳社会，主要表现为在社会服务领域，通过购买服务，更加有效地利用和控制社会组织。
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成为刚性需求，高级需求亦不断涌现而且日益多样化，这对政府的供给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其能力边界。与此同时，民间力量快速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的潜力也大幅提升。对政府来说，民间力量的壮大，一方面，提高了“利用”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压制”的成本。在这种情势下，完善“利用”民间力量的方式，一方面，可以改善公共服务状况，提高政府的绩效合法性；一方面，也提升了功能替代的水平，进而降低了“压制”的成本。
新公共管理是最近四十年盛行于欧美公共管理领域的“主流范式”。在理论上，新公共管理拓宽了公共行政学的视野，将关注的范围从“政府内部”拓展到“政府外部”。在实践中，新公共管理重视激发公营、私营和志愿部门的积极性，使之协同行动起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为此，新公共管理开发了一系列理念、思路和工具，如公共服务供给市场化、放权、分权、政府购买、竞争性招标、第三方评估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理念、思路和工具，独立于“政体”类型，能够与多种政体兼容并包，例如，权威主义政府也可以“无障碍地”将其“为我所用”。
在市场背景下，如何利用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中国政府毫无经验，既没有相应的理论，也没有成型的政策，更没有切实可行、运用自如的工具。
来自西方的“新公共管理”为其填补了这一空白。通过“选择性吸收”新公共管理的策略和工具，政府将大量的公共服务事务移交给社会组织，将自己从直接提供服务的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使自己专注于“掌舵”；同时，给予社会组织更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从而更好地利用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联系、支持、笼络、引导各种社会组织，自下而上地整合社会力量，使其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这样一来，在完善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有效地控制快速发展的民间力量，同时又避免了政府权力的削弱，达到了“寓管制于利用之中”的实际效果。
实际上，通过选择性地吸收新公共管理，政府丰富了控制手段，其掌控能力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得到了强化。可见，通过将新公共管理“嵌入”行政吸纳社会，政府进一步完善了行政吸纳社会。
阉割公益
最近十年来，在中国公益领域中，兴起了一股跨界与融合的浪潮。做公益不再是专业公益组织的“专利”，个人或几个朋友合伙发起和组织公益活动蔚然成风，做公益的企业越来越多而且企业做的公益也越来越精彩，媒体主持的公益项目也是轰轰烈烈。公益组织形式也越来越丰富，非正式组织、网络型组织、基于互联网的平台、虚拟组织纷纷涌现。围绕公益的合作无处不在，公益领域内部的合作蓬勃发展，跨界合作日益深化。
比跨界合作更深刻的是融合，公益领域吸纳其它领域的要素，其它领域亦吸收公益要素。广泛而深入的跨界与融合带来了公益的“弥散化”，公益要素进入各个领域，公益渗透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原有的各种界限被打破了，出现了一些难以辨识的行动和组织类型，如公益营销、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等等，公益活动与非公益活动、公益组织与非公益组织的差别不再清晰可辨。
毫无疑问，这股浪潮带来了公益的拓展与深化，但是混杂其中的“支流”也在牵引公益偏离正道，例如愈演愈烈的“公益商业化”，而被滥用的“社会企业”就是公益商业化的典型。
作为鼓励社会创新的态度，作为筹集公益资源的新渠道（吸引资金以“投资”的形式进入公益领域，在“捐赠”之外另辟蹊径），作为引导商业资源向公益靠拢的努力，作为公益行动主体多元化的新发展，社会企业值得充分肯定。在我的心目中，正当的社会企业运动，应当是商业向善的潮流，而不是公益向商业靠拢的潮流；是公益引领商业的结果，而不是商业影响公益的结果。然而，在当下中国，社会企业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在发挥消极的作用，而且后者更为突出。
这种“消极作用”首先表现为一系列“主张”，例如，只有主要收入来自出售服务和产品的公益组织才有可能是可持续的，依赖捐赠的公益组织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公益的所有权形式和治理结构必然导致低效率，只有商业的所有权形式和治理结构才有可能带来高效率；社会企业不仅仅是一种新型的非营利组织，而且是原有非营利组织的替代者；更有甚者，为了使表述在逻辑上更加完善，甚至质疑道德的功能和人类利他的可能性。
这些消极的“主张”及其“实践”对公益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其一，强调“收费”的自然而然的后果就是将社会组织的活动局限于服务领域，从而大大压缩了社会组织的功能，而被压缩掉的那些功能恰恰是社会组织最宝贵的功能，也是当下中国最迫切需要同时也最为稀缺的功能。何为社会组织的功能？答曰：提供社会服务！这个答案没有错，但是不完整。社会组织还有更为重要的功能：
（1）社会组织能够满足人的结社需求；（2）社会组织是人类集体行动的组织载体；（3）社会组织是志趣相投的人追求共同目标的工具。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在“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之外，需要给人类“留下”或“开辟”一个“生活世界”，而社会组织就是“生活世界”的最重要的建制之一;（4）社会组织是公民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工具”。没有这个“工具”的支撑，有效的公共参与根本就无从谈起;(5）社会组织是公众制衡权力和资本的工具。在强大的权力和资本面前，一盘散沙的个人无足轻重，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6）社会组织是“社会化”的重要主体，承担文化传承与创造的职能;（7）社会组织是社会创新的发动机，肩负着探索未来，开拓人类生活新边疆的历史使命。
由此可见，强调“服务”就是阉割社会组织的功能，使社会组织沦为权力和资本的配角。
其二，将企业的所有权形式、决策权分配模式以及激励机制引入公益领域，强化了金钱的权力，扩大了金钱的支配范围，压缩了“生活世界”的空间。
其三，过分抬高社会企业，贬损公益组织，模糊公益与商业的边界，势必侵蚀公众的公益热情，误导资源流向，使本来就不足的公益资源流向商业。其四，最严重的是，强化利己主义，贬低利他主义，危及公益的根基。
商业对公益的渗透、支配，乃至殖民统治，完全符合政府的利益，也得到了政府的“加持”。例如，新近推出的《慈善法》就将“民办非企业单位”改为“社会服务机构”。这一不动声色的改动意味深长。“社会服务机构”与“社会企业”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两者的主要活动领域均局限于“服务”。在中国的社会企业浪潮中，商界的无意为之（专注“服务”，忽略社会组织的其他功能）与政府的有意为之（只要社会组织提供“服务”，限制其他功能的发挥），其实际后果都是“阉割公益”。
可以说，当下中国的社会企业热潮是另类的官商合谋，是威权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公益领域的合流，而社会企业正是政商合流阉割公益的“抓手”。利用新公共管理的技术手段，借助社会企业这个“抓手”，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控得到了商业力量的（无意的）支持，行政吸纳社会也因此更加完善更加有效了。
主流公益模式批判
何为公益？公益何为？
公益是利他的事业。何谓“他”？“他”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个人，“他”是与我相对的一切，我之外的一切。“他”可以是个人、群体、社会，也可以是宇宙中的一切，可以是当下的，也可以是未来的，还可以是已经成为过去的。利他使人超越对自我的关切，自觉自愿地不求回报地为他谋福祉。所以，公益必然是超越性的，超越所有部门，超越过去与当下，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思考并行动。公益必须挣脱既有的束缚，保持人类创造的旺盛的活力，持续地开拓人类世界的新天地。公益的使命就是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公益是追求至善的事业。
在中华思想体系中，“义”与“利”是一对重要的范畴。“义”指“当然”、“应当”。凡表现或发挥人之所以为人者的行为，即应当的；反之即不应当的。“利”指能维持或增进人之生活者，亦即能满足人之生活需要者。利有“公利”与“私利”之分。凡仅能满足一人之生活需要，或且损害人群之生活者，谓之私利。凡能满足大众之生活需要的，则谓之公利。大体说来，“义”即为“谋公利”，“利”即为“谋私利”。尊重合理的私利，崇尚公利，但是并不反对合情合理的私利，所反对的仅仅是损公肥私的私利，概而言之，“义利兼顾，以义制利”，这就是中华义利观。
在资本主义时代，就公益与商业关系而言，中华义利观的基本主张是：利他与利己均是人类的天性；利他必须弘扬，合情合理的利己也必须予以尊重和保护；更为重要的是，要用利他之心驯化被市场释放和强化的贪婪，用公益驯化唯利是图的商业，此所谓“义利兼顾，以义制利”。
何为健康的公益与商业的融合？
公益要素渗透商业领域，商业更加富有利他精神。与此同时，公益借鉴一些商业的技术，以提升管理水平和运行绩效。
公益与商业的“融合”是不分主从的融合吗？
不是！不是不分主从的，而是有主有从的——公益为“主”，商业为“从”。公益在“用”的层面吸纳商业的要素，吸纳的是工具性的东西，吸纳的目的是提高自身的效率。在“体”的层面，公益没有丝毫妥协，不是越来越“利己”，而是更加坚定、厚实、有效地“利他”。公益借鉴商业的一些有用的做法，只是意味着公益注重效率，公益更加有效了，并不意味着公益丧失了利他精神，转而投入利己的泥沼。商业在“体”的层面吸纳公益的要素，在自己的“目的”中注入更多的利他的成分，吸纳的是价值性的东西，即所谓“以义制利”。就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而言，以利他为根基的公益是中流砥柱，毫不动摇，是为“主”；以利己为目的的商业是附从，越来越趋向利他，是为“从”。为什么公益应当引领商业，而不是相反？因为公益追求的是公利，商业追求的是私利，而公利高于私利。
然而，在现实之中，公益的处境极为尴尬。相对于权力和资本，公益是确定无疑的弱者。在日常运行中，公益主要发挥补台、拾遗补缺、溜须拍马的作用，就像一个跑龙套的小跟班。这也许是置身于“市场+权威主义”环境中的公益的必然命运。那么，置身于“市场+宪政民主”环境中的公益就能满足我们对公益的期待吗？更进一步地追问，即便新自由主义公益模式达到了自身的理想状态就是“可欲的”吗？市民社会是资本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既是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又是资本主义的维护者，主要功能是弥补资本主义的缺陷，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毫无批判能力。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市场赖以运转的激励机制，不平等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必然结果，而新自由主义公益模式又是资本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想依靠它缓解、克服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可能吗？显然，这样的公益不能满足我们对理想公益的期待，不符合理想公益的标准。但是，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一个超越新自由主义公益范式的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
公益之蛙需要从温水中醒来。公益需要一套新的价值观、行动方式、组织形式、法律框架、社会支持体系。公益存在于更大的人类世界之中，公益受到它的限制，公益也可以为改变它做出贡献。所以，新的公益必须与新的世界一道出现。
公益“新纪元”是可能的吗？
我宁愿相信它是可能的！那么，这种可能性源于何处？
一是人性使然，二是社会发展使然。首先，同情心、恻忍之心、爱人之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人能够爱，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这也是人类向善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其次，马斯洛的理论把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当前关注点，与个人成长阶段和社会发展阶段关联起来，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现象——随着个人的成长、社会的发展，个人和社会的利他性需求上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告诉我们，人类发展的过程就是低级需求不断满足的过程，就是需求层次不断提升的过程，就是利他精神逐步丰盈的过程，就是利他精神越来越有力地约束、征服利己之心的过程。这就是人类发展、社会进步的最核心的内涵与本质。所以，马斯洛理论预言了，随着人类社会将持续进步，利他性需求也将持续提升，公益事业将越来越发达。
基于对人性的信心，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信心，一种乐观精神由此而生。这种乐观精神将鼓舞人类将公益事业推向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