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1日，2018中国公益年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落幕。在年会第一篇章“企业家时代担当与引领”中，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以《长江商学院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公益上的探索与创新》为题发表了精彩的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主要内容：

长江商学院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公益上的探索与创新

长江商学院仅仅关注商业问题、仅仅关注钱的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作为商学院，如果要在全球范围内培养经济上的“颠覆者”，过去的视野在今天新时代下无可置疑地是过于狭隘了。

全球的挑战很多很多，和商学院关系比较大的可能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1979年撒切尔夫人启动的——国有企业私营化、公司减税、减少工会的力量……和凯恩斯(编者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提出的“小企业，大政府”是不一样的。从撒切尔手上，变成“大企业，小政府”，金融放松管制，推动全球贸易。撒切尔夫人启动的“新自由主义”，美国总统里根是它的铁杆粉丝。在1981年里根担任总统以后，绝对是照搬了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所以，在拥抱“新自由主义”方面，中国和美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按西方的分类，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至少有两大核心部分，一是“新自由主义”，一是“国家资本主义”。另外一个发展模式则是欧洲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欧洲的社会福利是全世界最好的，你到了北欧这些国家，换肾换肝都是国家负责;念个博士后，你不需要花一分钱。

这三大发展模式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新自由主义”从1979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红火了30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财富增长，也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收入和财富不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至少我认为，目前比较流行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其根源之一在于“新自由主义”。如果“新自由主义”形成的收入和财富不均以及社会流动性下降的问题解决不了，那么民族主义、“民粹”在全球的盛行是无可避免的。今天，我们看到部分欧洲国家，这种思潮蔓延到法国、德国这种大国的概率是非常之大。如果形成这种格局，那么，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绝对被国内的政治所左右，再推动(全球化)，难度可就非常之大。

面向未来，颠覆性的科技非常之多，我今天希望聚焦的一点，就是AI和人工智能。AI与人工智能的机器人的时代到来，如果众多专家的预测成为现实的话，比如说AI的崛起可能替代掉一大批现有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无论是律师也好、股票分析师也好、医生也好、股票交易员也好，也许AI时代创造新的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可能远远赶不上被替代掉的就业机会。如果是这样的话，收入和财富不均的问题可能变得更为严重，我们的社会矛盾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更为尖锐。如果这些预测变成现实的话，去年9月18日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发表演讲时，我就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社会主义靠二次分配来解决一次分配带来的收入和财富不均问题，变得越来越必要、越来越紧迫。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话，社会主义在全球会大行其道。美国“新自由主义”走到了极限，对美国来讲，下一个发展模式是什么?当然，美国也是社会撕裂的。伯尼·桑德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参议员差一点把希拉里的提名地位给推翻了，他高举的就是北约的社会主义大旗。美国的问题是，“新自由主义”结束以后，下一个发展模式是什么?

我们中国的挑战可能更复杂一些，我们有“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挑战，同时，“国家资本主义”在全球能不能被接受，也是有非常大的挑战。西方对我们微词最多的，就是认为我们有比较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元素，所以我们的挑战来自于两大方面。

2005年，我们就把人文课程引入了管理教育。从创校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希望能够为中国培养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全球价值对接、全球资源整合和全球担当的企业家，这是第一大差异化。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企业一定要补这个课，就是全球视野和全球担当。第二个差异化，就是社会责任、人文关怀。第三是创新精神。创校第一天起，这三个基本元素一直没有变过，从2002年到现在。

我是南美最好的商学院之一——FDC的全球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去年我在里约开会，开完会以后跑到圣保罗，见了我们多个中资机构的老板，因为我希望了解一下我们中资机构在南美生意做得怎么样。坐下来一说，40几家中资机构，除了国家电网买了巴西电网、挣了不少钱以外，挣钱的中资机构太少太少，这个我是很吃惊的。我这个顾问委员会之中，大概20%是欧洲企业、美国企业、日本企业在南美大区的一把手。欧洲企业、美国企业、日本企业在那奋斗了很多年，挣了很多钱，到目前为止没有反美的声音、没有排欧的声音、没有排日资企业的声音，为什么对我们中资机构反应比较大，负面的比较多?我真的很纳闷，钱都没挣到，怎么反对声音会这么大?所以，今年下半年我学术休假，当时的初衷之一就希望跑一些这些企业，到南美看一下最优秀的美国企业、最受尊敬的欧洲企业、最受尊敬的日本企业，凭什么他们会得到这么多的尊重和尊重，而我们中资机构没有挣到钱，还受到这么多的白眼?这是我当时的聚焦问题。

一个多月前，我到曼谷参加全球福布斯CEO论坛，演讲完了之后见了一个泰国大企业的副总，我跟他私聊了一下，我说：“你来告诉我，我们中资在泰国的投资和那些外资有什么差异呢?”他说：“这个我不敢说得太多，但有一件事儿，我可以分享一下。”他说：“几年以前泰国发大水，把日本人投资的工业园给冲掉了，中国投资的工业园也被摧毁了。然后，你们中国投资的工业园就说，你们员工都回家吧，等工厂投入生产以后，回来再发工资，再继续工作。日本企业说，把你们全都送到日本去培训，工资照发。你看，你们中资企业和日资企业在泰国人心目之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希望强调一点，全球担当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我觉得很多人对我们中国有一部分是歧视，但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歧视。我们在全球担当方面必须有更大进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一带一路”的成功是有挑战的。他们对我们的国企是有些戒心的，国企和国家靠得太近——信息给了国企，是不是就给了国家了?动不动就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来认识。而民营企业，目前为止比较透明、管理治理比较专业的民营企业是不多的。所以欧洲、美国企业到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对他们是发自内心地尊重和尊敬，“因为你们的管理治理是比较优秀的，希望你们来到我们国家以后给我们带来不仅仅是资金、不仅仅是项目，还有对管理发自内心的尊敬和尊重”。

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GDP是全球第二大;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国没有出来一个管理理念能够被全世界来学习，能风靡全球的，到目前还没有，所以他们对我们的尊敬和尊重，目前还没有。这是我们的挑战。

中国“一带一路”策略能在全球取得成功，中国企业能在全球取得成功，中国企业能够更好应对中美贸易战，必须有一批中国企业真正有全球视野和全球担当，这也可能会成为中国企业更广义的社会责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明年起，我们和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联合国企业司推出一系列全球培养新一代“颠覆者”，在拥抱科技创新的同时，能通过社会创新，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这是未来一届商业领袖的必备素质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