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由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研制的《中国捐赠百杰榜（2018）》在京发布，杨国强家族以43.49亿元位列榜首，许家印、鲁伟鼎以42.8亿元、41亿元位列第二和第三。2018年百杰捐赠总额为256亿元，8年中居第三位；最低上榜金额为1800万元，创8年来新高。2018百杰榜中，新上榜的有58人，多次上榜的有42人，8年累计共有557人上榜。（注：以上数据含承诺捐赠）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股市全年震荡走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持续贬值，经济下行压力，加上唱衰民企论调，各种负面要素叠加，民企发展遭遇空前挑战，严峻的市场环境一度让业界担忧百杰榜捐赠额会有“大落”之势。但榜单一出，大额捐赠势头不减，慈善前行动力十足，让人着实意外。

事实上，民企实力已今非昔比。仅以上市公司为例，数据显示，民企在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占比，从10年前（2008年）的不到9%上升到目前的32%，其中深交所民营市值占比更是从30%上升到59%，其间，涌现出一批龙头民企，经营业绩始终保持高水平增长态势。

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企业家进入公益领域的频率越来越高、速度越来越快、数量越来越多，他们以其自带的逻辑、经验、规则，展现出特有的活力。

纵观百杰榜单，其蕴含的五大现象出人意料。个中究竟，耐人寻味。

2018年经济走势低迷，但大额捐赠势头不减，纵观百杰捐赠逻辑可初步断言，大额捐赠不受市场一时冷热影响，但与社会风气休戚相关。其逻辑不是大额捐赠开启慈善之风，而是慈善风气洞开可助大额捐赠连续起势。当然，还受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影响，矿业等领域捐赠持续走低可见一斑。

扶贫领域出现万达模式、恒大模式等大额捐赠样本，探究其模式特点，发现正反操作皆可。正向操作由捐赠到振兴，反之操作由振兴到捐赠，这为由脱贫攻转向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模板。

教育大额捐赠出现分支，在捐赠名校、母校之外，西湖大学、晋江科教园的捐赠建校模式与之截然不同，西湖大学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再结合之前陈一丹捐赠武汉学院，腾讯基金会尝试的教育改革试验“明德模式”，大有风起于青萍之末之势，其根源则是教育体系去行政化改革的社会尝试，这为今后文化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的体制改革提供了捐赠的想象空间。

慈善公益领域正风行圈层文化，百杰中“朋友圈”林立，集体行动模式，再加上股权捐赠、慈善信托的雨后以春笋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以自带逻辑进入公益领域，在思想碰撞中，公益领域正呈现百家争鸣态势。

百杰榜中，BAT上榜皆是高校捐赠，但其更大的影响是在榜外，基金会中的阿里系之于环保、腾讯之于科学的大额资助，对未来捐助领域走向将带来深刻影响。以腾讯为例，2018年11月，腾讯基金会投入10亿元人民币资金资助“科学探索奖”，每年在基础科学和前沿核心技术方面的九大领域，遴选出50名青年年科技工作者。

附：《中国捐赠百杰榜（2018）》完整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