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环保公益人长舒一口气。
在舆论场上，他们用微弱的声音奔走呼喊多年。
终于，在一波上海要实行垃圾分类的新闻中，实现“全民环保教育”。
跨越阶层、年龄、性别，所有人都开始关心：
包着口香糖的纸巾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
一只小龙虾吃好了和没吃有几种不同分类方法？
包着狗屎的报纸该如何处理？
在垃圾分类面前，没有捷径，只能老老实实学习分类方法。
一座城引发的关注
调侃背后，是人们对“垃圾分类”的高关注度。
甚至引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好感。
垃圾分类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下到小学生，上到耄耋老人。
上海一个小区，80岁的老人为了做垃圾分类志愿者，甚至“谎报”年龄，让自己年轻了10岁。
他的孩子担心老人身体吃不消，悄悄给社区打了招呼。
志愿者没做成，老人为此生了一周闷气。
最后，孩子们只能告饶。
80岁的老头，又欣喜地穿上“黄马甲”做起垃圾分类志愿者。
“像这样主动争当志愿者的居民还有很多，大家都想为垃圾分类出一份力。”
网友说，垃圾分类做得好，连小区内的阿姨都会夸你脑子活络，反应迅速。
如果不会分类，会被认为“不灵光”。
“诺，这个小青年，年纪轻轻连鸡骨头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都分不清，不灵光的。200块一次罚款，一个月要少买一只包唻。”
垃圾分类真的有网络调侃中的那么难吗？
实际上，经历一波科普和实践操作，要领本身很多人可以很快就能掌握。
提起垃圾分类，绝大多数人都会想到邻国日本。
在很多国人的记忆中，对垃圾分类真正直观印象也都来自日本的影视剧。
动画片《蜡笔小新》里，小新要把喝过的牛奶盒子沥干，里面的那一层膜撕下来作为有色金属垃圾，剩下的盒子才是干垃圾。
他们扔垃圾必须早上出门上班时带出去，因为就那个点收垃圾。
如果分类不对，垃圾会被退回家门口，隔壁邻居大婶就会嘀嘀咕咕。
同样的垃圾分类，在《名侦探柯南》里，被演绎进了破案情节。
某些种类的垃圾会固定在哪一天回收，主角们常常记错日子。
一记错就会完蛋，凶器、血衣、手套等没被垃圾车带走，最后成了罪证。
与干净著称的日本相比，此次在上海实行的垃圾分类主要还是先从第一步开始，垃圾干湿分。
这也是网友“吐槽”的原因之一。
不过“吐槽”过后，也有网友出“奇招”，以猪类比：四大类别，再想想小猪佩奇的感受，垃圾分类学起来并没有那么难。
几代人背后的努力
相比大家喊垃圾分类难，背后推动垃圾分类的环保人士，已经“难了很多年”了。
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今年70岁，和共和国同岁。
今年是他和垃圾打交道的第44年。
他一生历经沧桑，下过乡，当过北大医生。
“下乡时，黑龙江零下40摄氏度我睡在羊圈里。”
1975年，王维平辞去大夫的工作，到环卫局负责垃圾厂。
为了处理垃圾更专业，他又辞去环卫局的工作，到早稻田大学从零开始学了8年环境化学、环境工学。
家人长期生活在日本，学成后，王维平还是决定回国。
他说自己至今也忘不了父亲送别他的那一幕。
“我父亲从仙台送我到东京成田机场，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程又一程，这一路四个小时只问我一句话，‘小平想好了？一定要回去吗？’”
父亲满头白发，王维平知道父亲舍不得他。
“但我是学环境的，日本环境问题基本解决了，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得回去……”
1995年，他离开日本，继续投身北京的垃圾事业。
2000年，作为北京市环卫行业唯一的留学人员，王维平被调到固体废物部门从事研究。
他研究了一辈子的垃圾，奔走呼喊，有不可言说的无奈。
“我深爱我的事业，但是我老了……”
他还说：“我今年70岁了，搞了一辈子垃圾，人称垃圾王，不是称王的王，而是因为我姓王。”
从学术上、政策上关注推动，在不那么注重环境保护的年代，他被很多人瞧不起过。
“我当了五届人大代表，人家骂了我五届，20多年，就说垃圾管理得不好。”
但任何蒙昧、不理解，都要一点一滴化解开来。
在王维平之前，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先生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环保公益组织自然之友。
梁先生说：“我们不忍啊，心有不忍，就想去做点什么。”
他以国家的扫地人自称：“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地脏了，总得有人扫吧。”
老一辈环保人是先行者，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后辈成为“后来者”。
海外归来的女硕士陈立雯，在河北老家的农村做垃圾分类实验，积累实践样本；
在北京辛庄，村里早已实现真正的垃圾分类；
全国很多社区，已经实现厨余垃圾堆肥的新风尚；
……
先在一部分社区做起来，证明垃圾分类可行。
不断发声，做公民教育，让更多人“听见”“看见”。
公益组织和环保专家们的“积累”，最终推动政府，形成合力。
先行者的实践参与
实际上，表面是垃圾分类，背后是惜物。
每个人都在制造垃圾，通过分类，可以提醒自己，要尽可能给环境减少负担。
在北京顺义郊区，有一所学校堪称“史上最节省学校”。
建校5年，学校没有买过办公用纸。
一所学校如何做到不用买纸？秘诀是靠社会捐赠。
他们长期接收单面纸捐赠，不论是什么企业，只要是干净的、没有污染过的办公用单面纸即可。
学校办公用纸都是双面使用，自然而然地，学生也受影响：
听写的时候，一张单面纸可以分成好几份来用；
做字卡，用的是回收来的快递信封；
餐厅的卫生纸，大家会一张分为两半来用；
甚至有的孩子对于厕纸的使用都会自觉控制数量。
一次性用品也尽可能“拒绝使用”。
所有水杯、餐具都是非一次性的。
白板笔也是可重复灌水的。
为访客准备的公共鞋套是绒布质地，每次使用过后清洗了再用。
每个洗手池边都挂有擦手毛巾，每位孩子也都有一条绣有自己名字的毛巾。
全校师生吃饭一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全部分类后，堆肥处理。
对垃圾分类陌生的人可能不知道，厨余湿垃圾做出来的堆肥，不仅不臭，还有泥土的清香。
孩子们自己做过堆肥，会心里有数。
为了减少厨余，每一位小朋友都注意吃多少盛多少。
完善的垃圾分类依靠强大的后端处理能力，有的社区无法做到全方位的，就先做一部分。
比如实现小区内落叶和厨余垃圾堆肥处理。
这项看似“麻烦繁琐”的工作，其实给小区省了钱。
社区绿化面积大，落叶量大，光运走落叶的运费就要2万多。
粉碎落叶、挖坑、堆肥落叶、覆盖维护与防火，四个步骤，变废为宝。
堆肥发酵后为黑色
落叶经过一个冬天和春天，腐熟完成，变成肥料。
物业工人撒在社区绿地里改善土壤，还能送给小区的居民养花种菜。
环保理念进入每个人的生活后，能让垃圾量减少。
“东京经过25年努力，垃圾减少了54%。原来建的23个焚烧厂，也不烧了。”
祈盼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的垃圾总量也能减少。
未来一点一滴地做
其实这并不是官方在垃圾分类的首次尝试。
很长时间以来，许多大城市的垃圾桶都写有“可回收”“不可回收”。
但规规矩矩分类扔的人发现，垃圾拖走的时候还是“混装”。
实践者不免有些寒心。
所有这一次的“垃圾分类”，更多网友希望从头到尾都认认真真做起来。
所幸改变已经在发生。
上海的网友说，已经看到“干垃圾回收车”，说明垃圾回收也是分开的。
尽管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在完善建设中，但我们依然不能过于“乐观”。
王维平说：“日本的垃圾分类做了23年，到现在还有17%的人不按规矩倒；德国做了20年，到现在还有22%的人不按规矩倒。”
真正做好做到垃圾分类，“至少要经过一代人的努力，这在国际上都是逃不开的规律”。
“一开始大家也以为垃圾分类很简单，但它确实不是速效的。”
在一次台湾考察之旅中，王维平感触很深，台湾的一些慈善组织会默默地从事垃圾分类工作。
由于岛内居民约有一半不能自觉地将垃圾分类，而另一半就靠慈善组织在引导。
“他们是志愿者，在周六日或工作日抽出2个小时，把没有分类的那一半垃圾进行详细分类，再回收。”
在大陆，专注推广垃圾分类的零废弃联盟已经做了8年。
去年，他们在全国在51个城市社区，开展了480次垃圾分类活动，有24000人次参与其中。
相比几亿人的人口基数，这个人数看起来很小很小。
但改变一个人的理念从来就不简单，要“扫地僧”们一点一滴地做。
公民素养教育、环保倡导……未来，环保公益组织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